“张爱玲是个货真价实的影迷”——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如是评价。

　　张爱玲自己的散文里也印证了这一点：太平洋战争期间，困在香港的张爱玲，在敌机轰炸的极危险环境里，还和朋友炎樱冒死上城去看了场电影。

　　张爱玲弟弟张子静的回忆录里，也说到张爱玲订阅一系列的英文影迷刊物，比如Movie star(《影星》)等，在上世纪40年代，她几乎看完了葛丽泰·嘉宝、蓓蒂·戴维斯、加利·库珀、克拉克·盖博、秀兰·邓波儿、费·雯丽等好莱坞明星主演的所有影片。她也喜欢国内的电影和影星，比如阮玲玉、陈燕燕、赵丹、石挥等人。她本人写影评，也写剧本。

　　在小说《多少恨》的前言里，张爱玲回忆自己首次编写剧本的感受：

　　一九四七年我初次编电影剧本，片名《不了情》，当时最红的男星刘琼与东山再起的陈燕燕主演。陈燕燕退隐多年，面貌仍旧美丽年轻，加上她特有的一种甜昧，不过胖了，片中只好尽可能的老穿着一件宽博的黑大衣。许多戏都在她那间陋室里，天冷没火炉，在家里也穿着大衣，也理由充足。此外话剧舞台上也有点名的泼旦路珊演姚妈，还有个老牌反派(名字一时记不起来了)演提鸟笼玩鼻烟壶的女父——似是某一种典型的旗人——都是硬里子。不过女主角不能脱大衣是个致命伤。——也许因为拍片辛劳，她在她下一部片子里就已经苗条了，气死人！

　　——在这段文字里，张爱玲作为编剧的挑剔和得意都跃然纸上！

　　李安之前，无人通过“张爱玲考验”

　　李欧梵认为：张爱玲对电影的爱好也随之潜入了她的小说，构成了她小说技巧的一个关键元素。比如《倾城之恋》的故事背景是颇具异域风情的香港浅水湾饭店，其本身就很像是舞台装置或电影布景。范柳原和白流苏之间的罗曼史经历了在餐厅和舞厅、在饭店大堂和附近海滩，以及在白流苏房间里的一长串调情，这些场景很显然是借鉴了好莱坞喜剧，通过一个非凡的巧合成就一段再婚的故事，这也是好莱坞电影的一大类型。

　　影迷张爱玲的小说，写的细致而意象丰富，极富电影感。这也许是导演们热爱改编张氏小说的原因之一。

　　李安的《色·戒》之前，张爱玲的小说已经四度被搬上大银幕，依次是：《倾城之恋》(许鞍华执导，1984年，邵氏出品)、《怨女》(但汉章导演，1988，台湾中央影业出品)、《红玫瑰与白玫瑰》(关锦鹏导演，1994年，嘉禾出品)，《半生缘》(许鞍华导演，1997年，东方出品)。

　　张爱玲的文字魅力太强，小说中描写了种种色彩丰富的视觉影像，不易掌握，而张迷又有最挑剔的口味，对于原著有种特别的珍爱，张氏电影最容易受到张迷的批判，所以据说电影圈多年来一直有个“张爱玲碰不得”的说法。

　　《倾城之恋》在上映时被认为是导演许鞍华“从导以来的最劣表演”，是“一次勇敢而大胆的失败”，这部电影，几乎成了许鞍华的滑铁卢之役。《怨女》和《红玫瑰与白玫瑰》也毁誉参半，只有《半生缘》获得了较广泛的接纳，但香港著名的戏剧导演林奕华还是撰文表示“许鞍华糟蹋了《半生缘》”。

　　马家辉曾在香港《明报》上撰文说：“到目前为止，中港台导演群里似乎仍然无人通得过‘张爱玲考验’。”拍过两部张爱玲作品的许鞍华，就在各种场合多次表达过选拍张作品的“惶恐”。

　　许鞍华在接受记者访问时，曾提及演绎张爱玲擅长的色彩意象的困难：“例如张爱玲小说里写野火花红得不可收拾，你怎么拍？”

　　关锦鹏导演的《红玫瑰白玫瑰》，在张爱玲去世的前一年艰难出世。编剧和演员都数度换人。演员由最早期的林青霞、巩俐到张曼玉、叶玉卿，最后才定下陈冲和叶玉卿;剧本的走向也有多番转折。1993年秋，旅居伦敦的林奕华回港担任编剧，与关锦鹏谈起用多层次的方式呈现人物复杂的心理。关锦鹏对此很感兴趣。林氏版本随后出炉：观众通过对白、字幕和画外音三个角度得到对人物的三重认识。凭着《红玫瑰与白玫瑰》，林奕华获得了当年台湾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但很多观众始终难以忍受这一版本的字幕和旁白。

　　很多年后，当林奕华把《半生缘》搬上舞台时，他对着饰演顾曼桢的刘若英和沈世钧的饰演者廖凡这样解释：“张爱玲的小说好看不在情节，而在人物的心理状况如何变化。”也正因此，在当年《红玫瑰白玫瑰》的“原文照录”饱受恶评之后，林奕华还是“死不悔改”地在话剧版《半生缘》里再度“照本宣科”。

　　拍摄张爱玲电影，还要面临的一个困境是：在商业和艺术之间的两难选择。许鞍华回忆她当年拍《倾城之恋》时有过好多“变节”：“给影评人看怕不够艺术，给方小姐(方逸华，《倾城之恋》监制)看又怕不够商业。但最终来说，我已经偏向艺术那边，所以颇开心。”

　　许鞍华在商业和艺术之间的挣扎还可见于《倾城之恋》和《半生缘》的选角上。《倾城之恋》中，周润发演范柳原，而上海人、港姐出身的缪骞人演白流苏。今天的观众很少有人知道缪骞人，但在当年，缪是与多位当红男星闹过绯闻的美女。缪的长相偏于硬朗，并不符合白流苏“一个真正的中国女人”形象。影评人陈耀成评价周润发演的范柳原是“还可以”，而缪骞人演的白流苏则是“惨不忍睹”，认为她的表情一直“介于惶恐与空白之间”，与许鞍华“一起崩溃”了。

　　《半生缘》中，饰演沈世钧的是黎明，顾曼桢是吴倩莲，而顾曼璐则是梅艳芳，加上内地的葛优、黄磊，算是阵容强大。许鞍华承认她选择偶像派的黎明有商业因素的考虑，因为他是“可以让老板投资的卡士”。后来的结果证明，这个选择不算错误，《半生缘》的口碑比前几部都要好。

　　李安拍《色·戒》的方式，与此前所有导演都不一样。他只拿了张爱玲的框架。虽然他用的是张的台词、情景，但是李安用来讲自己想讲的事情。林奕华对此的评价是：“我先不去讨论这个电影最后有多成功，但我觉得这个做法是对的，起码我可以在这里看到李安，和他想讲的主题，而不会导演迷失了，小说也不见了，最后只剩一团迷雾。”

　　让电影人甘冒风险的张爱玲理由

　　张爱玲生前，其实有机会看到根据她作品改变的电影。1984年，《倾城之恋》在美国洛杉矶上演，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郑树森当时还在圣地亚哥加州大学读书，他接到一个任务：留电影票给张爱玲，请她去看。基于对张的了解，郑树森教授认为这是“一个完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倾城之恋》的编剧蓬草想了解张爱玲对于电影的改编是否有意见，写信去问，张爱玲通过宋淇转达说：从头到尾她没有任何意见，只有一点，篇名不能改。——这是不成意见的意见。影片的卖点之一就是张的小说、她的标题，怎么可能会改篇名？

　　自己也编过很多电影剧本的张爱玲，完全清楚电影从编剧到拍完到放映这个过程的复杂，所以她不会在乎别人怎样去改编她的剧本。

　　拍张爱玲的片子，大概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对她的作品烂熟于心，否则会惹来各种麻烦。当年但汉章买了《怨女》的版权，并得到台湾中央电影制片公司的投资之后，才发现了一个问题：同样的一个故事，张爱玲早期写的《金锁记》，其实比在美国写的《怨女》好，这让他颇为后悔，只好在改编上尽量往《金锁记》那边靠。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怨女》，能看到但汉章进退两难的局面：他不能整部的往《金锁记》改，唯有尽量把其中一些意象搬过去。”郑树森很了解其中的内幕。影片拍完之后，但汉章又发现影片在色彩上有很多不如意之处，所以他一直很想在美国冲印一遍，而且已经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没想到，但汉章的逝世中断了这一努力，这成了他离世前的一个巨大遗憾。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香港观众就开始在各种媒介上接触张爱玲作品：1976年，就有电视剧《半生缘》播映，由钟景辉监制，张之珏编导，包括刘松仁在内的一班演员演出。80年代的戏剧界有海豹剧团的《香片》(也斯根据《茉莉香片》改编)，林奕华改编的“进念·二十面体”剧场的《心经》，和陈冠中改编的香港话剧团版的《倾城之恋》。林奕华自己，就曾经有过8次张爱玲作品的改编经历，被香港媒体称为“改编张爱玲著作最多的导演”。90年代还有香港电台由洪朝丰改编、叶玉卿参与的播音剧《倾城之恋》。

　　从以上影视剧改编的篇目可以看出，导演们的眼光似乎都只集中在张爱玲有限的几个篇目内：《半生缘》、《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张爱玲自认《倾城之恋》是“一个动听的而又近人情的故事”，有“苍凉的人生情义”，还有“华美的罗曼斯，对白，颜色，诗意。”傅雷当年批评《倾城之恋》的一段文字——“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尽管那么机巧，文雅，风趣，终究是精练到近乎病态的社会的产物。”却恰好成为今天人们热爱它的缘由。

　　而《半生缘》，是张爱玲作品中最通俗、最激烈的一个，改编过话剧版的林奕华认为，《半生缘》里的男女主角，是张爱玲塑造过的最淳朴的人物，他们之间，也没有张其他作品中的凉薄和算计，她第一次讲了一个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所以这个故事有最多的改编，电视剧、电影，话剧，还有歌剧。

　　李安选择《色·戒》真可算是眼光老辣。这部在张爱玲小说中丝毫不起眼的作品相当“闷骚”：张平静、节制的文笔，描述的却是一个有时代背景、有暗杀、色诱，性与情的暗自纠葛，人性的千般复杂都暗流汹涌的故事。

　　既然拍摄张爱玲的作品要冒着票房和评论的双重危险，为什么华人导演却都乐此不疲地一再挑战？影评人陈耀成认为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投文化制度之品味所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张爱玲是被谈论最多的作家，无论商业上是否成功，在电影人心中，张氏作品，早已成为一个文化符号。张爱玲，成为一种诱惑，一种巨大挑战。点中了他们的死穴

　　香港著名戏剧导演林奕华，被媒体称为“改编张爱玲著作最多的导演”，7次舞台剧，1次电影。

　　而内地观众最早接触到林奕华，是1994年的关锦鹏执导的《红玫瑰白玫瑰》，林奕华获得当年台湾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而在大陆，很多人第一次看到“进念·二十面体”的作品，便是刘若英、廖凡主演的话剧《半生缘》。最早的作品是《心经》，然后是同时呈现《金锁记》和《怨女》的话剧《两女性》，还有《华丽缘》，《倾城之恋》，和以她生平和作品为主干的《张爱玲，请留言》等。在林奕华眼中，张爱玲一直跟这个时代同步，甚至一直走在时代的前面，走在我们的前面，她能够吸引现代人，在他看来，是有七种武器：

　　1974年，我第一次看到张爱玲是在台湾，皇冠的第一版，当时香港的中国文学课程没有选取她的作品。我中三在台湾读过三个月的书，有一天中文老师说：“接下来，我要在黑板上写的这个名字，你们不要觉得很土气，她写的东西真是非常的棒。”他写下“张爱玲”三个字。没有想到，这个名字在以后的时光里会跟随我几十年。几十年里，张爱玲跟这个时代一直非常同步。

　　60多年里，她一直牢牢吸引着几代读者的眼球和心灵，张爱玲有什么秘密武器？

　　首先，她是都市的。都怪她是上海人，而且她从小对英文文化有兴趣，她的姑姑、妈妈都到外国留学，这让她的视野和趣味跟同期的作家很不一样。都市提供给她女性的自我塑造，从个人的形象到婚姻。

　　她的另一个武器是讽刺，讽刺性地看人生。我前天在看一个电影叫《Becofunction Jane》，讲简·奥斯丁，简·奥斯丁对张爱玲很有影响。电影里有一个情节，简到她男朋友家吃饭，男朋友的监护人是一个法官，他们在聊天，那个法官听到简的话后，突然对她说，你的话是不是有些讽刺的意味？简不知如何应对，法官就说：讽刺就是把对别人的侮辱加上一个笑脸。简想了一下说：不，讽刺是把事实的两面都呈现出来，而不是或者黑或者白。简单的描述所谓真相，在很多时候是对人性的一种否定，因为做很多事情不见得只有一个原因，而张爱玲看人生从来不简单和平面化，这让她跟今天的现代人的感觉是共通的，这是我们今天理解世界的方式。

　　她的第三个武器，是她的个人经历，张爱玲的遭遇本身，也许就预言了现代女性的一种生活境遇和命运——不见得每个女人都一定要结婚，去得到大家心目中的那种幸福。实际上，一个对自己有要求、有学问，对生命有看法、有个性的女人，很难符合社会对家庭主妇或者太太的要求。

　　第四个武器是物质。张爱玲的时代，在上海，女性跟消费的关系非常密切。从这个意义上，那个时代和今天，完全是共通的，而且是有过之无不及。所以我觉得她在今天可以再红，是完全有理由的。因为现代社会的男女关系，包括他们的权利、感情、如何相处，以及如何在这个社会建立一种彼此互相依存的关系，至今还是没有解决的难题。

　　她的小说在几十年里维持一个热度，不断被阅读、改编，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女性地位的变化，在她的小说里失败者都是男人，而女人到最后或者是一个悲剧英雄，或者是牺牲品，即便《倾城之恋》里白流苏胜利了，跟范柳原结婚了，但她对男人的劣根性还是了如指掌的，所以她才会说无论今后范跟任何女人去调情，她都不会介意，因为她有名份了——女人即便成为婚姻的胜利者，也还是悲凉的，她们没办法成为一个爱情的胜利者。

　　我认为我所看过、改编过的张爱玲作品里，她都对中国男人和中国文化有非常严厉的批评，所以我有一个看法是：张爱玲是在讲中国男人的千疮百孔，所以她很不得人缘，不能上到殿堂的地位，她揭穿了很多中国男人的假面，或者说是性格上一种共通的死穴。

　　比如《色·戒》，我先不说电影改编的好还是不好，但李安重新诠释了王佳芝这个角色，把她变得没有小说里那么虚荣。这一点让很多男性影评人都很有意见，因为他们不愿意把张爱玲笔下的女主角，以比较正面的形象出现。

　　为什么张爱玲60年来都那么流行？因为张爱玲一直是走在我们的前面，或者说是走在她那个时代的前面。她描写的爱情，非常符合现代人的观念。她笔下那些看似迷人潇洒的男人，在我而言都是颇为自恋的。《倾城之恋》就是这样，其实范柳原从来没有跟白流苏(尤其在前段)有任何的交流，他就是在自恋，包括姜季泽、乔其乔，都是在自恋。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我们在读的时候会有同样心境的原因——因为现在是一个自恋的时代，以自我为中心，我们还没有脱离长大过程中的那个对着镜子去学习的某种儿童期，我们还在学习我们是谁。张爱玲描写他们的那些所谓迷人之处，通通都是姿态，在那些姿态当中，她的文笔就好像一个偷拍的镜头，人在镜子前是最怕被发现的，因为他在看镜子时会很自然地流露对自己的一种迷恋，他知道这种迷恋落入别人眼中会有一种尴尬。

　　所以当我们看张爱玲描写的这些男人时，也许会被这些男人吸引，但所谓被吸引，其实也可以翻译成是我们对自己的一种幻想，从一开始，白流苏对范柳原就有一种幸福方面的幻想，但范柳原对白流苏的幻想，却是用来反射自己的——我是一个美男子。跟这样一个中国女人在一起，连带他自己也不那么外国了。

　　所以这种关系跟爱情是没有关系的，当然，也可以说，其实这也是某一种最符合现代人观念的“爱情”——现代人非常注重的，是那种视觉上的认同和投射，而我认为的爱情，是那种比较深层的精神上、情感的交流。

　　我们曾误读张爱玲

　　许多人以前对张爱玲的认识是很肤浅的，受了一些传统观念的影响

　　在20世纪中国作家研究中，“‘张爱玲学’如此迅速地成为‘显学’，大概也只有‘鲁迅学’可相比拟。”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张爱玲研究者陈子善这样评价“张学”。

　　1987年，因为“一次偶然的机缘”，陈子善在一堆旧报纸中发现了张爱玲的中篇小说《小艾》，从此开始了张爱玲研究。“颇为上天眷顾”，20年来，他从故纸堆中先后淘出了十几篇长期湮没的张爱玲佚文，其中包括她1932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不幸的她》，从而把张爱玲璀璨的文学生涯又提前了四年，解开了“张爱玲何时开始文学创作”这个“张学”难题。

　　因为他在“张学”领域的卓越探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主任王德威教授称他为“目前在海峡两岸三地(张爱玲)书目学上最重要的学者”。

　　2001年，陈子善在台湾出版了《说不尽的张爱玲》，以“为自己的‘张学’研究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然而几年下来，他对张爱玲的研究并没有停住，反添了新作，继而在2004年出版了稍做扩充的《说不尽的张爱玲》大陆版。

　　“张爱玲还有好多事情要做。”他说，“我越来越认识到张爱玲史料研究的完备与否直接关系到对张爱玲的整体评价，也越来越体会到张爱玲其人其文确实是说不尽的。”

　　张爱玲的永恒魅力

　　60年后的今天，人们再读张爱玲，仿佛仍然带着最初的惊喜。她的作品为什么有那么大的魅力？

　　我个人认为，她的作品着眼于人性的复杂性。这个人性的复杂性，比我们想象得还要复杂，不是那么简单地分为好坏、忠奸，这样的两分法是不可以概括人性的。而且她还写出了人在特定环境中，一种超乎常理的表现。

　　举个例子，《色·戒》中，按照常理，王佳芝要毫不犹豫地把易先生除掉，但是她在关键时刻的表现，大家都感到很意外。她是一个地下工作者，你说她缺乏经验也好，不够成熟、果断也好，毕竟她在这个问题上，几秒钟的犹豫，导致整盘皆输，把自己的命也搭上去了。为什么会有这样超乎常理的行为？就是因为她在这个时候，突然感觉到易先生是真的爱她的。这就展现了人性当中复杂的一面。

　　你看张爱玲的作品，仔细想，你不会觉得它不符合事实，你会觉得王佳芝这样的选择，出了个意外，又在情理之中。作家伟大的地方就在于把人性的复杂性发掘出来。

　　当下的“张迷”层出不穷，“张学”越发繁荣，张爱玲有什么吸引读者的秘密武器吗？

　　她的文字表达的功力、小说的构思、人物的形象、人物的性格、整个小说的精致，而且白话小说这样写法，以前没有人这样写，她实际上把新文学的发展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张爱玲从传统当中吸取了更多的营养。当然有很多人都吸取前人的营养，都试图突破原有的新文学创作的框架，包括延安也有很多人写章回体小说，大家都在努力探索，但是张爱玲比较幸运，她的探索走得比较成功。

　　张爱玲的方式有什么特殊之处？

　　比如写大家庭，张爱玲不是唯一的，巴金也写过，但他写的大家庭和张爱玲写的完全不一样。我这里丝毫没有贬低巴金的意思，他们观察的角度、选择的视角完全不一样，时代也完全不同。巴金要解决的任务是怎么让青年人走出封建大家庭，和封建大家庭决裂。可是到了张爱玲这个时代，她认为这些任务她的前人已经完成了，她要另辟蹊径。

　　以她对曹七巧的塑造为例，显然她是不赞成性格扭曲的七巧的，但是她并不是站在这个人物前面丑化她，而是不动声色地把她的性格在小说当中自然而然地剥落出来。

　　现代人为什么这样钟情于张爱玲？

　　张爱玲太丰富了，每个人心目中的张爱玲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的情感体验、对生活的理解、对人生的理解放进去。

　　而且张爱玲的小说是都市小说，写的是都市。她自己曾经表示，她喜欢都市。原来她的读者很多都是都市市民，现在的都市生活进一步扩大，她的读者大部分都生活在都市里面，都市人对张爱玲的描写会感到熟悉。

　　此外，她的作品的写作手法都是很现代的。她对人物的内心塑造，对场景的设置，很多用的是电影的手法。那时候的很多作家，对电影这种新的艺术样式是不敏感的，但是张爱玲很敏感。李安选中《色·戒》拍电影，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其中有一个，这篇小说是很适合拍电影的。

　　张爱玲的作品有现代意义，但是这个现代意义不是和现代社会简单地对应起来。所谓现代意义就是她的小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以前的那个时代，帮助我们理解曾经产生过的那些人。

　　当然，只有这个方面是不够的，她的作品还有审美的意义。你读她的小说，你就会感受到艺术的感染力，这是最重要的。她能写出这样的活灵活现的活生生的人物。在我看来，张爱玲的小说，哪怕其他的都不成功，她有一个《金锁记》，有一个《倾城之恋》，在现代文学史上已经站住脚了。

　　给张爱玲作品以公平公正

　　张爱玲在香港、台湾和内地都有一定的影响，三地对她的理解有所不同吗？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大家都把她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一个杰出的代表。这是一个共识。以前有分歧，我们不提张爱玲，他们说张爱玲。现在我认为没有太大的差别。只不过我们这里把她过分地商业化，过分炒作。有些批评家，也批评张爱玲，认为她的作品有缺点。事实上张爱玲也在不断地修改作品，这说明她对自己的创作也不是完全有信心，像《小团圆》，写了半天，最后她说要销毁掉。

　　《小团圆》据说张爱玲写了很多年，其中写到与胡兰成的故事，读者都很期待，不知道是否有望付梓？

　　《小团圆》的手稿一直由台湾皇冠出版集团妥善保存着，因为张爱玲本人要求销毁，可能她自己不满意，或者认为不合适，所以台湾不予公布。如果不把它销毁，总有一天会和读者见面;假如把它销毁，那么你也不能过分地指责他们，因为他们是遵照张爱玲的遗愿去处理的。

　　你为什么要研究张爱玲？

　　我觉得以前对张爱玲很不公平、不公正，这样一个重要的作家应该好好地弄弄清楚，只不过出于这样一个目的。很多人以前不研究张爱玲，我来研究，无非这个而已。也许有一天我退出了，因为大家都在研究了，我就没有必要凑热闹了。

　　而且我们这里还有很多禁区没有突破，比如对她的小说《秧歌》、《赤地之恋》的研究。有人认为它是反共小说，这是不对的，这完全是在原有的那些观念里转圈圈，你没有好好地读，没有好好地分析。我们以前对张爱玲的认识是很肤浅的，受了传统的一些观念的影响。

　　您说张爱玲其人其文是说不尽的，怎么阐释这个“说不尽”呢？

　　张爱玲是可以不断地研究，一代一代的读者可以来讨论的，像莎士比亚说不尽，鲁迅说不尽，曹雪芹说不尽一样。